天之生民，非为王也，天立王以为民也。故其德足以安乐民者，天予之，其恶足以贼害民者，天夺之。道之大原出于天，天不变，道亦不变。以上这两段话是西汉儒学大师董仲舒说的，意识是说：世上的人不是为统治者而生的，而统治者则是为民而立的，所以，贤明的君主能使民众安乐者，大家就拥戴，要是骄奢淫侈害民的帝王，大家就会推翻它。这个道理是天下的大道理，这个道理不变，贤明的君主就能治理好国家，昏庸的帝王就会被贤明者代替。汉武帝完全同意董仲舒提出的大一统见解，决定只用儒家的学说治理国家，把其他各家都废除。这就是“罢黜百家，独尊儒术。”
董仲舒（前179一前104），西汉广川（今河北景县人）。西汉的大思想家。他一生大部分时间做学问，他认为《春秋》中含有治国定天下的大道理，这与他的志向是符合的。他听说齐国公羊氏研究《春秋》别具一格，就负笈游学于齐赵之间，拜在公羊氏门下，得到公羊学的正传。再回到故乡董家庄后，就把自己关在书房里，志读天下流行之书，探悟《春秋公羊传》中的奥义，竟然“三年不窥园”，连公马、母马都不知道。汉景帝时被授为博士。后来，董仲舒在十里长村收徒讲经，慕其名声而来求学者络绎不绝。他也教出了不少中国历史上有影响的人物，太史令司马迁就是他的学生。
汉代以前，儒家思想只是诸子百家中的流行的一股思想，其他还有法家、道家、墨家等诸子百家，经秦始皇焚书坑儒，儒家思想受到巨大打击。汉初，大权都掌握在那些只会打仗的武夫手里。汉高祖刘邦也对儒生看不起，曾拿儒生的帽子当便壶。到汉武帝时，刘彻认识到要治理好国家，要依靠一批知识精英替他出谋划策，于是他下诏，在全国选拔贤良，董仲舒的文章充满勃勃向上的进取精神，很对自己的思路。特别是他的天人三策，正符合汉武帝积极有为、想成就伟业的大一统观念。董仲舒提出，国家要统一，而且思想也要统一。孔子大一统的理论，是天地间永远不能更改的经典，过去、将来都适用。如今一个老师一个说法，一百家有一百家的道理，人们的思想不一致，做皇帝就无法实现统一。因此，除了孔子一派儒家的学说以外，其他各家的学说应该一律禁止。这么一来，天下的思想就可以统一，法度就能够明确，老百姓也就有所遵循了。汉武帝完全同意董仲舒提出的大一统见解，决定只用儒家的学说治理国家，把其他各家都废除。这就是“罢黜百家，独尊儒术。”并专门为儒家经点著作《诗经》、《尚书》、《礼记》、《易经》、《春秋》设置了五经博士，让他们广收弟子，传授儒家的学说。只要通读一门，就可做官。除董仲舒被授江都相外，还有公孙宏、朱买臣、东方朔、司马相如、梅乘等都安排了官职。董仲舒还提出了“三纲五常”学说，三纲即君为臣纲，父为子纲，夫为妻纲。五常即仁、义、礼、智、信。三纲五常强调了主体对于从属体的绝对权威，更赢得了统治者的大力提倡，得到广泛传播。以至于从此一直到封建王朝瓦解，成为统治中国达两千年之久的正统思想。
董仲舒的主张虽然得到了汉武帝的采纳，但只给了他一个江都相的小官，究其原因，原来董仲舒的确是按儒家主张的那一套去作，其事君的准则就是“廉直”、“勿欺；”其生活的目的是为了“明道”、“行义。”董仲舒曾标榜：“仁者正其义不谋其利，明其道不计其功。”这注定他不会阿谀奉承，这哪是好大喜功的汉武帝所欣赏的，董仲舒因廉直而备受冷落。董仲舒以《春秋》灾异之变推阴阳，在做江都相期间做了几次天旱求雨、涝天止雨的法事，碰巧都让他成功了，故著述《灾异之记》。当年辽东高庙受灾，主父偃将其《灾异之记》奏于汉武帝，汉武帝召诸生示其书，董仲舒弟子吕步舒不知道是他老师的书，就说是愚魅之书，要治罪董仲舒，汉武帝念其《三策》有功，赦免了他。从此，董仲舒再也不敢复言“灾异”。公孙宏与董仲舒不睦，奏请汉武帝将董仲舒改授胶西王相，意思让胶西王整治董仲舒。谁知胶西王听说董仲舒德行好，他对董仲舒亦友善。董仲舒恐事久获罪，就称病回家，到去世，也不治家产，只在家修学著书。
在《华夏五千年名人胜迹》一书中看到董仲舒的祠堂、坟墓在我故乡临县通许仲舒岗村，我必然得去拜谒。拜谒罢张良墓，我就驱车经空桑伊尹庙，参观了新建的伊尹广场、石牌坊、伊尹朔像、复原的大空桑树，回到葛岗住了一宿。2012年11月16日早上，骑车一直正南，来到四所楼镇仲舒岗村东的董仲舒纪念馆。当地正在大修农田水利，管理员去村北挖河去了，我只得从倒塌的院墙来到了纪念馆院内。
纪念馆面开五间，歇山式建筑，上覆绿色琉璃瓦。前面及左右出有廊厦，有十根大红廊柱支撑廊檐。中间的四根廊柱彩绘两条金龙、两条青龙，门上方悬有“董仲舒纪念馆”匾额。因管理员不在，纪念馆内陈列的文物不得而知。好在纪念馆离我的老家20多公里，等以后再去参观。纪念馆后就是董仲舒的坟墓。墓冢虽不高大，但也是青松围护，芳草掩映。墓前有石碑三方，中间的墓碑上写着“董仲舒之墓。”据说陕西西安和平门里，也有董仲舒的祠墓。等我从纪念馆出来，当地百姓连连说抱歉，还让我再等一会，管理员快回来了。可见当地百姓对董仲舒很尊敬，对来拜谒董老夫子的客人也非常热情，使我非常感动。
宋代司马光有诗赞董仲舒：
